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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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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新变和伸拓
《白鹿原》是一部富有新意的史诗。它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当代同类作品的局限，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有了新的突破和伸拓。这些突破和伸拓，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来。
第一，作者力求站在一个超越的立场，以“通古今而观”的“诗人之眼”，审视从清末民初到本世纪中叶这段云谲波诡的历史，努力在更真实的层面上，展现历史生活的本来面貌，叙述人物的悲欢离合生死沉浮，揭示中国历史的具有恒久性的本质，使这部小说成为我们民族的“秘史”。
换句话说，作者不是象过去的许多写“史诗”的小说家那样，先站在一个很显豁地表明自己的狭隘的倾向和态度的立场来审视历史和现实，也不象一某种先于存在的观念撰写出来的“正史”或别的什么，而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史、心灵史、苦难史、“折腾”史、命运史。它是作家基于对我们民族命运及未来拯救的焦虑和关怀，潜入到国民生活的深处，以自己的心灵之光，所烛照出来的民族历史及国民精神的混沌之域和隐秘的角落。
其实就这个意义上说，所有作为“秘史”的小说都应该是揭蔽，都应该以宏大而细微的展示，揭去掩盖于历史、社会及人生之上的遮蔽物，把它们的本真色魄敞亮出来。但真正可以当作我们的“民族秘史”来读的小说却寥寥无几，古代只有一部《红楼梦》，现代有鲁迅的《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当代除了白先勇的一部分小说、张炜的《古船》之外，最有资格被称作“民族秘史”的，便是陈忠实的这部长篇新作了。
其次，陈忠实这部长篇小说的新变和伸拓还体现在，它不象以往的史诗性作品那样单一地展示和叙述人的理性行为，而是着意展露和揭示人的非理性的神秘行为，注意研究这些潜层次的心理和行为对人的性格和命运的深刻影响和强大支配力。如作者就比较重视性压抑、性苦闷、性追求、性满足对人物性格转变和命运变化的影响，注意从这个层面和角度展现人物内心世界和性格构成的复杂性，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描写，白嘉轩、鹿子霖、白孝文、黑娃、小娥等人物绝不会象现在这样丰满和生气贯注。
注重写神秘物象对人物心理和行为产生的持久影响，也是《白鹿原》展示人性的神秘和复杂的一种方式。白嘉轩费尽心机买到那块“宝地”，并且自始至终都相信“白鹿精灵”对自己家业的兴旺发达起了巨大的作用。这些非理性行为所包含的人性深处的神秘和真实，是很令人心酸的，它说明人在理性光亮黯淡的生存环境中，往往是无知而又无奈地乞灵于人之外的神物或神人的。
另外，《白鹿原》还以“魔幻”的方法，描写和叙述了冤死的鬼魂（如白嘉轩的前几个妻子、白灵、小娥等），给自己的亲人或那些与她们的死有关的人所造成的具有神秘色彩的感应、幻觉、颠狂行为和精神变异。这种描写和展示，给我们彰显地敞亮出人的另一个生命空间和精神世界，使我们从人的这一个神秘、幽冥的精神世界，重新认识生命的意义和人性的复杂，郑重地对待平等互利与死的问题，并确信这样的真理：凡是发生过悲剧的地方，恐惧和神秘就永远留在那里；哪里有无辜者冤屈的死，哪里就不应该有幸存者心安理得的生。陈忠实的描写丰富了我们关于生命的知识，加深了我们对人性的理解。
第三，以敦厚之心谛视民族苦难，以反思的精神正视悲剧性的民族历史，在悲悯与反思中将传统情感与现代情感结合起来，借以彰示中国历史的本质，寻求民族救赎的途径，这是《白鹿原》这部卓越小说的另一个新异之处。
陈忠实这部小说中充满忧世忧生的悲悯感。这种“悲凉之雾”（鲁迅语），几千年来笼罩在我们民族最优秀的诗文里，而在《红楼梦》中达到了最为深浓厚重的程度。这种情感是文学作品所应表现的最重要的一种情感，因为它是人心灵最真实的图景。但这种情感自本世纪中期以后，便很少被我们的文学写出来过。在台湾，白先勇由于在历史的变迁中曾跌入精神的困顿，对人生和历史的悲剧性有过切实的体验，因而使他的小说能深刻地传达出作家对于人生世事的失落感、悲悯感、沧桑感，具有极强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大陆文学在“文革”浩劫过后，出现了一些具有悲凉意味的文学作品，如《古船》等。
而陈忠实的这部小说则将这种情感由人生感喟推向历史悲叹，由现实反思推向历史反思，具有更丰富的历史内容和更深刻的理性发现。加缪曾说过：“现代情感与传统情感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沉浸于道德问题之中，而前者则充满形而上学的味道。”如果说陈忠实以前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还只拘囿于传统的道德问题中的话，那么，在《白鹿原》中他不仅能在更高的层次上继续沉浸其中，而且把现代情感融渗于传统情感之中，注意对作品中所展示的一切进行形而上的理性沉思，寻绎那些更为本质的东西。
也就是说，陈忠实的道德关怀和沉浸已不再在狭小的天地里作浅层次的同情或鞭挞，而是进入到对“存在”与“合理”这一二律背反问题的沉思与追问，用成功的艺术形式对“存在”的非合理性作了生动的描述和有力的揭示。作者塑造了朱先生这样一个集传统情感和美德于一身的形象，在充满凶险、苦难和混乱的白鹿原，朱先生便是它的良心，作者以他的被强化到极点的善良和仁厚，来比照和显示各种制造苦难的力量及“存在”的非合理性。
作者借朱先生之口用“鏊子”这样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象征性地揭示了历史表象背后的真实本质，那就是在以暴易暴的非程序化历史更迭中，人生和世事的性质却从没有改变过，历史陷入一个怪圈，在这怪圈中运动着的历史的本质无非是毫无意义的同层次循环震荡。据此，我们可以说，陈忠实已站到了彻底的人道主义的立场，他在以悲悯的心情谛视民族苦难的时候，同时完成了对民族历史与民族命运的形而上的沉思与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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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几个象征意象的阐释
象征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很重要的表现方式。它赋予抽象的东西以具体的形式。它为难以言说的东西寻找可以将其包蕴的客观对应物，使之成为可以被体味与沉思的对象。它往往以自然界的物象和结构，来指代社会生活或人的精神世界的某种状态或秩序。
象征使《白鹿原》凭添了许多诗意的光辉，为之注入了形而上的哲理内含，使这部小说于“史”的质实之外，又有了“诗”的灵动与“思”的深邃。阐释《白鹿原》里的几个象征意象，是我们理解这部小说的有效途径之一。
白鹿是贯穿在这部小说中的一个中心意象。它作为一个被赋予了美和善等终极意义的象征，很美丽很活跃地闪动在小说中。“那是一只连角都是白色的鹿，白得象雪，蹦着跳着，又象是飞着飘着……”白鹿在小说中是平宁、祥和、幸福、美好的象征，它在白鹿原人的传说中，是能祛苦禳灾除害兴利的，因而：
人们一代一代津津有味地重复咀嚼着这个白鹿，尤其是在战乱灾难和饥馑带来不堪忍受的痛苦时渴盼白鹿能再次出现，而结果自然是再也没有发生过，然而人们仍然继续兴味十足地咀嚼着。那确是一个值得咀嚼的故事。……这样的白鹿一旦在人刚能解知人言的时候进入心间，便永远无法忘记。
令人惊奇的是，白鹿不仅在陈忠实的小说中被当作至美和至善的象征，而且在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白轮船》中也被赋予了同样的意义：
“母鹿一身白色，就象生头胎的妈妈的奶水那样白；肚子上的绒毛是褐色的，很象小骆驼的毛。头上的角美极了，扎煞开来，就象秋天的树枝。乳房又洁净又光滑，就象正喂奶的妇女的乳房。”（《白轮船》）
在这部中篇小说中，白鹿被写成吉尔吉斯人的“圣母”。艾特玛托夫其实是通过对鹿之被猎捕与远去的叙述，揭示人性的沦丧和乐园的失落，探求吉尔吉斯民族的拯救和人性复归的途径。
其实，杀鹿捕鹿在中国也是很有历史颇为盛行的。古代帝王的鹿苑，就是供他们驰马弯弓猎鹿的特殊动物园，而且，一旦风云突变，这动物园的围墙便会被揭竿而起的人们推倒，这时，整个中国就变成一个大鹿苑，人也成为被追杀猎捕的对象了，但“逐鹿中原”之说与“鹿死谁手”之问，却既非指鹿而言，也与对人的关怀无关，其中意思乃在权力的追逐与得失。而第一个象艾托玛托夫那样把人与鹿深刻关联起来、并赋予鹿以丰富的象征意义的中国文学家是陈忠实。
陈忠实这部辉煌的杰作中有关白鹿的传说和描写，其实反映的正是一代又一代白鹿原人对没有饥饿没有痛苦没有敌视没有争斗的理想生活的憧憬和梦想，这里包蕴着他们面对苦难的无奈和无可告语的悲哀，从中也可以见出作者陈忠实对我们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对民族苦难的体察、对民族拯救的焦虑。
但白鹿在不同的白鹿原人心目中有不同的意义。在白嘉轩看来，“白鹿已溶进高原，千百年后的今天已经化作一只精灵显现了”，但它只是“有意把这个吉兆显现给他白嘉轩的”，于是他便费尽心机“迅猛而果敢”地将那块显现白鹿精灵的属于鹿子霖的漫坡地搞到手，做他的祖坟，借白鹿的祥瑞，为自己消灾避难，使自己家运亨通。
尽管他的家庭及家族秩序最终已被摇动着白鹿原的政治斗争、自然灾难和神秘力量毁坏了、瓦解了，“白鹿”除了在梦境中告诉他女儿的惨死，并未使他实现自己的理想。但“白嘉轩把人财两旺的这种局面完全归结于迁坟”，直到最后当他看到坐在台上的做了县长的儿子白孝文时，竟“忽然想起在那个大雪的早晨发现漫坡地精灵的情景”，可见，白嘉轩自始至终都相信白鹿作为一种神秘的力量改变着他的生活。
但在白嘉轩的女儿白灵心目中，白鹿则是神圣和理想的象征。起初她在教会女子学校听到上帝的名字，“她听到上帝的同时却想起了白鹿。上帝其实就是白鹿，奶奶的白鹿”，这儿鹿是神圣的象征；到后来当她的革命同志鹿兆鹏问她“这会儿在想什么”的时候，她说：“我想到奶奶讲下的白鹿。咱们原上的那只白鹿。我想共产主义就是那只白鹿？”这时，白鹿在白灵的心目中已变成理想的象征了。
如果说白鹿在白鹿原人心目中象征着理想和幸福，是善和美的物化形态，那么，白狼则是丑和恶的化身，是死亡、灾难和不幸的象征。这是一种防不胜防的凶物。它带给白鹿原的恐怖和灾难凭人力是难以解除和抗拒的。在这部小说中，白狼是一种被赋予了神话色彩的凶兽，有时也用以比拟、指代那些给白鹿原带来骚扰、苦难和死亡的人，可见，作者在这篇小说中赋予了这一象征形象以虚的和实的二层含义。
与白狼相对应的是天狗。这也是一种具有神话色彩的动物。它只是在白鹿原人不堪忍受白狼的骚扰和侵害的时候，才适时降临，驱走白狼。天狗是拯救的象征，但它总是迟到。
如果说以上象征意象具有虚幻的神话色彩的话，那么下面的两个象征物象便是质实的、具有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内容或丰富的人生内含；如果说虚幻的意象是对社会结构和人生苦难的曲折映现的话，那么质实的象征则是直接“说明”历史的本质及现实生活的相况。
在这两个象征中，鏊子是最令人震撼、最发人深思的一个。这个象征包含的情感是忧患的、悲慨的，蕴蓄的思想是深刻的、富有概括力的。“鏊子”是这部小说的“诗眼”。而朱先生的墓之被掘发，以及刻在砖上的那两句醒世恒言，都可以当作“鏊子”这一象征的意味深长的注解来看。总之，“鏊子”犹如一束利剑似的强光，一下子刺穿并照亮了被严包密裹了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它不仅敞亮了中国社会和历史的本质，也揭示了人类历史本质的某些方面。
铜元被鹿兆海和白灵这一对革命青年用来选择政治归属时，便也具有了丰富的象征意义。它并不象白灵笑着说的那样是“好玩的铜元”。它其实象征性地说明了人在政治的二元对立和阵线划分中的无奈状态和尴尬处境。面对这样的处境，任何个体的选择都必然地被一种难以抗拒的盲目力量趋动着，这种力量迫使人作非此即彼的归属选择。
这种力量更多的是由人的有限的感觉经验所产生的骚动不已的情绪化的东西。超出具体情境来看，这种情绪化了的东西绝非一种理性化的主体力量，这样，它导引出的行为便无非是集体非理性行为中的一次为了满足归属需求的盲目的个体选择和片面认定，因而，它必然要导致悲剧性的结局。无论是鹿兆海无谓的牺牲，还是白灵悲惨的死，都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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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上的几个特色
《白鹿原》不仅从内容上看是一部选材严开掘深的优秀作品，从艺术方面考察，这部小说也不失为一部成功之作。
结构是一部作品艺术形式构成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作家赋予作品以浑圆完整的艺术秩序的一种艺术创造活动。作家通过结构把处于无序状态的零碎纷乱的生活表象和情绪记忆构织成有序的神完气足的题材系统。陈忠实的这部小说在结构上是成功的，它采取两种方式交错使用的结构策略：一是以白嘉轩的活动作为纽结，其他的情节都从这里往外衍射，形成一个以白嘉轩及其家庭为中心、以白鹿两家的纠葛和冲突为主线、以各种政治力量的交锋和斗争为次线的辐射状结构网络。
二是以象征的意象和物象来贯穿作品、或使作品的情节向一定的题旨中心收束倾归，或使情节围绕特定的中心点作圆转运动，使情节的终点和起点严密地衔合到一起。比如，白鹿就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既具有内容上的象征意义又具有形式上的结构意义的意象，就其在这部小说中的结构意义来看，从白嘉轩发现状似白鹿的蓟草、认定这是白鹿的精灵向他显示吉兆开始，到最后因夺人“宝地”向鹿子霖道歉，形成一个环形的情节结构图式。
而“鏊子”则是在更深的层次上起着组织情节的结构作用，可以说，正是这个物象使白鹿原上的震荡和狂乱行为成为一个完整的情节链，使这些情节有了共同的趋归目标。从鏊子的被朱先生石破天惊地说出，到红卫兵掘开朱先生的坟墓，构成了一个自足的情节链。于是，从以象征物来结构情节这个角度看，这部小说其实是以白鹿和鏊子这两个具有对立意义的物象时而平行时而交叉地结构情节，其意义和功能，有些近似于《百年孤独》中的那本“羊皮书”和那句“许多年之后，每当奥雷连诺·布恩地亚上校面对行刑队的时候……”的话。
从创作方法上来看，陈忠实在这部小说中试图进行新的尝试和整合的立意也比较明显。（顺便说一句，在我的理解中，创作方法就是写气图貌、刻划人物、叙述事件、营造氛围、创造意境的具体方法、技巧的途径。）我认为，陈忠实这部小说在写作方法上是整合性的，是以写实主义方法为主，而杂取了象征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一些长处。
现实主义方法在这部小说中表现为逼真的细节描写、个性化的语言、全知的第三人称叙述观点、对人物性格的典型化处理、对情节的传奇性和故事性的强调、对环境描写的注重等等。但陈忠实显然发现单用现实主义的方法，是难以把他所开掘出来的新异的对象世界牢笼于笔端的。于是，他用了象征主义的方法，以物象的秩序和结构来对应和暗示社会的秩序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复杂的东西。如以白狼和天狗、象征白鹿原上两种社会力量的对立和冲突；以铜元之两面象征政治格局和人性深处的难以统一调和的矛盾的分裂状态；以白鹿象征人的理想和憧憬，而以鏊子象征与人的理想相对抗的充满苦难和厮杀的历史现实。
除象征主义方法之外，陈忠实还采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一些方法。我觉得鲁尔弗的《佩德罗·巴拉莫》和马尔克斯的作品对陈忠实的影响相当大，以致于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如果不是采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一些方法来营造氛围和描写人鬼相通的情景，便不会有全书最精彩的章节之一第二十五章的令人震撼的效果。在这一章里、作者以“魔幻”的描写，打穿生者与死者、冥界与人间的界壁，在人鬼的相通和冲突中展示人性深处的东西，揭示人性的悲剧、人生的苦难和存在的非合理性。
当然，正象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是在合乎逻辑、合乎事实的种族与种族之间、文明与落后之间的矛盾冲突中，自然地本能地制造了一种奇幻的氛围一样，陈忠实的魔幻处理，也是从特定的文化情境出发的，是对我们民族半个世纪的历史所呈现的混乱状态的巨大景象进行艺术表现的成功尝试，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文化内容。
从为了加强情节效果的情节修辞方式上来看，这部小说始终注意维持扣人心弦的悬念。悬念的意义从读者方面来看，是为了引起读者的欲知原委的参知心理和审美期待心理，使读者在一张一弛的过程中获得一种美感体验，从而使读者的趣味得到长久的维持。而对于小说创作来说，“其价值在于可以使我们认识到一连串的叙述如何以巨大的力量推动故事层层进展”，简言之，它具有推动情节发展的巨大动力。
情节小说制造悬念的信息途径粗略地说有两种：一种是在叙述过程中先写结果，后写原委；一种是紧张情节的突然中断和转换，这也就是金圣叹在《水浒》第八回批点林冲在柴进庄上与洪教头比棒时所说的“忽然一闪法”，其效果是“闪落读者眼光”，“极力摇曳，使读者心痒无挠处”。
陈忠实的《白鹿原》所用的多是前一种悬念设置法。如白灵的死，作者便是先在第十三章岔出笔来作了一下交代，到二十七章又通过白嘉轩梦见流泪的白鹿忽然变成白灵的面孔，给女儿的死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进一步强化了这个悬念，然后才蓄水已满开渠引流，补叙了她惨死的经过。其他如小娥的死、鹿兆海的死作者都是先写其死，然后再加渲染，故意遮掩，使之如烟笼寒山雾失楼台，令读者忖度揣测难断其真，最后才交代原委，令读者惊诧不已：鹿三竟会杀人！鹿兆海原来是被共产党打死的！
陈忠实不仅在小说情节的展开部如此设置悬念，也常常在小说的开端利用悬念来冠领情节。《白鹿原》开卷第一句话便是悬念性的：“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为什么会娶七房女人呢？这就有了调动读者的阅读欲望和驱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其实这种以悬念式的开端冠领情节、驱动情节回溯式发展的叙述手法，在陈忠实早期的获奖小说《信任》中已被用过了，在这篇长篇新作里，不过是好事再作一回罢了。
这部小说的语言同他以前相比，也有了新发展变化。如果说他以前小说中的语言还存在构语模式单一、语义构成单纯、修辞手段不够丰富等不足的话，那么，这些缺憾在《白鹿原》中已被作者自觉地克服了。《白鹿原》的语言能够根据描写、叙述、议论、隐喻等不同的表现需要灵活地变化其构语模式、调整其语义构成、调动各种修辞手段。
例如高密集度的长句子，在陈忠实以前的作品中是比较少见的，而在这部作品中则是所在多有；又例如，在陈忠实过去的作品上下语境之间缝连得比较密实，缺乏必要的疏散和空隙，换句话说，作者总是句子与句子勾连得很紧，把能表述的意思和句子成分全都表述出来了，而在这部作品中，许多地方上下语境之间的合理空隙就大了，更凝炼了。当然，这部作品在语言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一些议论语言游离语境、一些句子锤炼推敲不够等，但从总体上说，我认为陈忠实这部小说的语言还是比较成功的。
至于陈忠实这部小说的不足，还有以下几方面应该指出：个别地方性描写过于单一；有时对叙述节奏把握得不够好；整体上看，对传统的旧人格样态和价值观念激赏多于批判、肯定多于否定。但这些毕竟是小疵微瑕无伤大雅，这部作品依然是一部具有令人震撼的重大突破的优秀作品，它不仅将以其成功的艺术创造和深刻的意义开掘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而且一定会以其巨大的力量消解西方文学界对中国文学的隔膜和轻视，一定会激发起他们的阅读热情和阐释兴趣。■
（刊于《小说评论》1993年第4期，注释从略，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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